之六、事业改革，民间新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所谓分类改革，首先是把事业单位分为行政类、经营类和公益类事业单位三类。公益类事业单位又分为公益一类和二类。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为一类；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为二类。
    民政、残联和教、科、文、卫、体系统，有很多归属于公益二类的事业单位。比如隶属民政系统的社会福利院、孤儿院、养老院、殡葬服务机构、社会福利医院，隶属于残联系统的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残疾人康复、体育和托养服务机构。这类事业单位可望转为社会组织，与民非合流，拟统称为“民办事业单位”。
    改制的好处是，可以大大减少吃皇粮的事业单位编制，减少国家开支；除接受政府委托获得财政补贴外，还可以通过公益捐赠和部分有偿服务，从市场获取资源，扩大资源供给；从国家供养，到市场竞争，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事业单位改制将让社会组织规模陡增，能力提升，是改善目前社会组织生态环境的重大利好。但对于政府而言，过去国企改革是“甩包袱”，现在事业单位改革则是“割肥肉”，需要政府的开明和勇气。

   之七、社会企业，大有可为
    社会企业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是以商业化手段做公益的社会创新。社会企业与一般企业一样，都属于企业。两者的区别是，一般企业把财务回报放在第一位，社会企业则把社会回报、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社会企业与公益慈善组织的共同点是，都是把社会使命放在第一位，让社会更美好，其不同点是，公益慈善组织的活动一般需要消耗资源，社会企业则通过市场经营，获得收益，保持可持续发展。
    英国在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领域具有全世界领先的经验。今年3月，英国财政部宣布对社会投资实行30%的免税政策，这在全世界属首创。据《善达网》，2011年美国有超过2200笔影响力投资，投资总额超过四十亿美金。韩国政府设立了副部级建制的社会企业促进局，在社会企业政策支持方面也很创新。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了一个规模5亿港元的“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支持社会企业和青年创业。香港民政事务局和社会企业谘询委员会开设了社企训练课程，局长曾德成撰文《为社企发展培育人才》。一年一度的香港社会峰会能吸引上千与会者，其中不乏银行家和私募基金投资人。
    相比之下，中国公益界和学界对于社会企业抱有很大热情，投资界还比较冷漠，而政府对这个引领未来的社会创新领域反应相当滞后。事实上，中国最需要大力发展能让社会变得更美好的社会企业。

之八、公益信托，厚积善银
    信托制度滥觞于中世纪的英国。1601年英国《公益用益法》（俗称《慈善法》），颇具公益信托色彩。1853年，英国正式通过了《公益信托法》。上世纪初，公益信托开始在美国盛行，成为美国慈善事业的重要支撑。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出台，其中第六章为“公益信托”。本章共25条，无论从立法指导思想，还是法律适用性方面看，都是比较好的。相对于中国起步较晚的公益事业，公益信托的法律规范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信托法》规定“公益信托的设立和确定其受托人，应当经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批准”。公益信托法律出台至今，因为没有细则，也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愿意担起“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审批责任，至今没有落地。
    公益信托的最大优点是公益财产的捐赠人不须马上将资产转移给基金会或受益人，只须把资产委托给受托人（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基金会乃至个人），明确设定信托资产的收益用于公益目的。这样，这笔公益信托资产不须实行财产权转移就锁定了公益目的，而且不涉及纳税；同时，该资产独立于委托人，也独立于受益人，还独立于受托人（不因受托人自身的财产风险而承担连带损失责任），避免了慈善资产管理风险带来的道德压力。
    公益信托制度适用于所有愿意通过财产委托做公益的个人或机构，特别为富人的巨额财产捐赠开辟了通道。假如曹德旺先生选择公益信托模式、而不是立即把35亿福耀玻璃的股权转移给河仁基金会，就不会发生捐了钱反欠国家税款6.72亿的尴尬；陈发树先生也不必为承诺的83亿股权捐赠难以实行财产转移而蒙受“诺而不捐”冤名。
    公益信托制度的实行，能激发不同规模、形式多样的公益信托大量涌现，成为公益市场有效供给的“蓄金池”和稳定财源。有人预测中国公益信托的潜力在5000亿，相信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

之九、公募改革，合作共赢
    全国总数约3500家公募基金会和慈善总会，大多与政府有密切关系，其中一部分有现职政府官员做负责人，一部分具有事业单位编制和行政级别。去行政化，是这类机构改革的目标。
    任何改革都有动力、压力和阻力。上述慈善组织的项目往往与业务主管单位管理的领域相一致，成为政府资源的补充。去行政化意味着这些政府部门放弃对慈善资源的控制，这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眼下，走在改革创新前列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有扶贫基金会、社会福利基金会、儿慈会和社会救助基金会等。扶贫基金会归国务院扶贫办管，管得比较宽松，去行政化改革被何道峰抓住机会捅开了；其他三家是民政部管的，几乎都是新机构，没有历史留下的拿手项目，也没有包袱。与民间优秀草根组织共享公募权，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就成了他们的理性选择。特别是儿慈会，与200多家优秀儿童慈善组织结成了战略联盟，其捐款将近五成来自公众个人，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后劲。这些机构的示范效应，可以激发其他公募机构的改革动力。
    再说压力。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基金会和慈善总会捐款总额超700亿，但对于社会组织GDP 的贡献微乎其微。原因在于，捐款主要做了政府项目，算成了政府名下的GDP。有些机构的捐款还被统计为国有资产。慈善组织的项目与政府合作，肯定会长期存在，但慈善组织捐款的投入，应该作为社会组织增加值进行统计；要把政府的账和社会组织的账分开，捐款流向应做到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这些，迟早会成为公募机构改革的社会压力。

之十、私募转型，力拨千斤
    非公募基金会多数为民间背景，由私人或企业出资。在国外，私人基金会主要定位资助型，成为民间公益的资源提供者。而在中国2300多家非公募基金会中，定位于资助型的不足1%。这并不奇怪。许多非公募基金会原来就是草根NGO，《基金会条例》实施后乘机“造车上路”或“借船出海”，定位于运作型基金会无可厚非。再者，中国从事公益服务的社会组织数量少、能力弱，一些基金会感觉自己花钱比资助别人做事靠谱。
    非公募基金会资助型定位，具备独特的优势，亦将成为发展趋势。首先，世界上的独立基金会往往把支持社会创新作为重要目标，而社会创新是需要承担风险的，非公募基金会资金的独立性使其有能力承担创新风险；其次，社会创新的项目并不是谁想做就能做成的，资助型基金会的好处是你可以去寻找创新项目，给与资助，推动其做大，让投资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第三，自己养人做事是独善其身，选人做事是合作发展，能带动整个行业繁荣起来。
    南都公益基金会每年资助投入尚不足3000万，对行业推动的杠杆作用远远超出了投入本身；SEE基金会向环保领域资助型基金会转型，其投资撬动作用非常显著；敦和基金会成立时间很短，进行资助试水，发现效益明显，并在业内赢得很好的口碑。今年，他们决定把资助力度提高数倍。

之十一、社区富矿，正待挖掘
    社区是社会组织服务公众、体现价值的最重要舞台。据民政部2012年统计，全国有6923个城市街道，8.7万个城市社区，建成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站47000多个，4万多个农村乡镇也建有各类社会综合服务设施。政府投巨资建的这些社区设施，往往活动单一，服务效率不高，设施闲置浪费现象到处可见。
    由NPI发起成立的上海屋里厢社区服务中心，自2008年开始接受政府委托管理公共服务设施。先后托管了浦东新区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和杨浦区、闵行区多家社区中心、残疾人服务中心。几年来，开展各类社区活动1万6千多次，服务近300万人群，给居民带来了优质专业的社区服务体验，也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效率。
    屋里厢服务模式是可以复制的：政府有大量社区公建设施，但缺乏专业化社会服务能力；社会组织有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看家本领，但缺少资金和场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正好可以取长补短，互利合作，激活资源。成都有一家名“爱有戏”的社区文化发展中心，做了大量创新性的社区项目，让居民在参与中传播社区文化、凝聚社区精神，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深圳、青岛、济南等地政府盛情邀请他们输出管理模式和经验。社区资源富矿，等待更多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去挖掘、激活。

之十二、微善互联，无网不胜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新媒介传播，互联网金融乃至物联网传感技术的兴起，给民间公益、人人公益、微公益插上了飞腾的翅膀。
    新浪微公益平台2012年上线，所提口号“平等地成就每一个用户的求助和爱心”，切中互联网微公益之肯綮。截止2014年3月31日，微公益平台累计协助公益组织发起10147个项目，劝募善款达到2.1亿元；其中2013年雅安地震期间72小时为16个公募基金会的32个微公益项目筹款超过1亿元。微公益吸引了超过1.7亿的网友以不同方式奉献爱心。
    腾讯公益则以打造社会化公益平台为目标，开启了“月捐”、“乐捐”项目。截止2013年9月，募捐成果包括3.26万份营养餐，15万份爱心营养包，4万份棉衣、新鞋、寝具，83.4万棵果树茶树，133所书屋，4千名孩子的学习生活费，1万份爱心包等，并为4300名贫困患病儿童和白内障患者提供了帮助……互联网微公益和乐捐平台的建立，是公益领域的一场革命。它为公众参与公益活动、自主选择捐赠项目和受捐机构提供了极大便利；网民甚至可以自己发起、自己设计项目与公益组织合作，人人公益已不再是一句空话。通过互联网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运用互联网金融工具，乃至运用云管理、大数据，极大提高了公益项目的传播效率、管理效率和透明度。
    移动互联网时代给公益行业带来了一次权力再分配的机会，草根组织可以借此与大慈善机构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公平竞争，取得后发优势。邓飞模式并非不可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