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正面临严峻的下行压力。2014年4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分析第一季度经济形势后形成了“着力增加有效供给，不断满足新增需求”的重要共识。
    在世界各国，公益行业对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于经济成长和扩大就业的贡献，举足轻重。据美国国税局2007年公布的(2004年)估算报告，非营利部门正式组织的现金收入为1万2千多亿美元，其中不包括不需要向美国国税局归档年鉴990形式的30万家宗教组织的收入。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3万亿美元，非营利部门收入约占10%（引自《基金会--美国的秘密》）。另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赛拉蒙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41个国家非营利组织的研究报告，非营利组织的经济份额约占 GDP的4.6%。
    2012年全国49.9万家社会组织增加值为525.6亿元（平均每家创造增加值仅为10.5万元），占第三产业增加值231626亿元的比重为0.23%，比2007年的0.28%还要低18%。这意味着，原本经济体量就小的中国社会组织，其成长速度没有跑过GDP，还在继续缩小。2012年全国GDP为519322亿元，社会组织经济比重仅为0.1%。相比之下，中国社会组织的经济规模，约为10年前美国的1/100，为20年前全球平均水平的1/46。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市场的停滞或发展，均与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与否相关，需求不足或供给不足，都会抑制经济的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骄人成绩，也出现了大量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出现，往往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相关。社会组织的作用，就是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失灵”，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满足多层次社会需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中国公益市场赢弱，经济规模小，究其原因，显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短缺。以养老服务为例，据民政部消息：“我国养老护理员的需求在1000万左右，但目前全国取得职业资格的仅有几万人”。养老服务市场的整体供给大体只能满足10%的市场需求。
    扩大中国公益市场的有效供给，存在巨大的制度空间和市场要素潜力，可归纳为：                        

   直接登记，突破瓶颈；税收开闸，财源滚滚；
   政府采购，惠而不费；彩票公益，用之于民；
   民非破局，吸万亿金；事业改革，民间新军；
   社会企业，大有可为；公益信托，厚积善银；
   公募改革，合作共赢；私募转型，力拨千斤；
   社区富矿，正待挖掘；微善互联，无网不胜；
   市场细分，提升效能；行业自律，门庭自清；
   人力投资，一本万利；管好善财，止损为盈；
   慈善立法，公私分野；文化重建，大道无形。

    上述十八条，可谓之“增加中国公益市场有效供给的十八般招数”。在十八条中，法律制度的完善，政社关系的调整，公益组织的改革与创新，行业能力的提升，慈善文化的重建，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与正在国内兴起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关于“制度的改革和优化，能使总供给能力大幅度提升”（贾康等，《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的判断相吻合。

    之一、直接登记，突破瓶颈
    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次提出公益慈善等四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重申了这一条。迄今，已有19个省、市、区出台关于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文件。
    依据这项新规，大批原来在工商部门按企业登记的公益慈善组织有望转身为社会组织，“合法性瓶颈”的突破亦有望快速增加公益市场的有效供给。但从听到的消息看，许多地方民政部门在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登记时，把教育、医疗、环保等领域排除在外，这类社会组织的登记仍然需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批。如果不想让你登记就踢皮球的现象依然存在。
    怕乱，是直接登记不那么顺利的重要原因。应该说，民政部门登记社会组织与工商部门登记企业并无本质区别。全国每年倒闭数十万家企业，并没人找工商部门麻烦；社会组织倒闭乃至出现个别违法乱纪的，同样不应去追责民政部门。民政部门恰恰需要与社会组织保持距离，依法监管。对原来有政府背景的不包养、不袒护，对草根组织不限制、不捆绑。包也好，保也好，绑也好，都是行政化思维，保姆心态，让社会组织长不大；不仅抑制活力，而且乱在其中。

    之二、税收开闸，财源滚滚
    我曾算过一笔账，2011年，全国有投资行为的基金会746家，总收益为7亿6352万7834.36元。就算一分不少把所得税交上来，也不过1亿9088万208.59元。为了区区2亿税款，付出让中国基金会做不大的代价，完全得不偿失。卢德之的华民慈善基金会，注册基金2亿，宣布要做到百亿，后来却把规模缩减为5000万。他抱怨道：“既然不让我们长，何必让我们生”？
    对于民非组织，不仅《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有关公益事业捐赠的免税资格和免税收入没有落实，连政府购买服务的收入也要交营业税。年终有结余要缴纳企业所得税，逼得一些民非年终做花账避税。
    公益税收优惠不到位，掐住了源头活水，是对公益市场有效供给最大遏制。惟有打开税收优惠的闸门，公益财源才会滚滚而来。

    之三、政府采购，惠而不费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李克强总理将其概括为建立惠而不费的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2013年，政府采购规模达到150亿，已经成为许多草根NGO的重要资源渠道。
    政府购买服务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一是购买服务不给行政经费。服务是要人去干的，不给行政成本意味着“赔钱赚吆喝”，结果赔得起钱的还是那些有资源有钱的机构。二是甩包袱。好做的事情政府自己做，或给下属事业单位做，不好做的事情甩给民间做。三是利益输送，此现象相当普遍。钱给谁都是给，何不找自己信任的人或七大姑八大姨办机构，给项目。为了程序合法，有的公开招标时让别的社会组织来陪标。四是寻租。寻租行为被社会组织称为“返点”，你坚守原则不“返点”，那好事就没你份。政府购买服务比工程招标更易寻租，如不能有效遏制，将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严重后果。五是以“招安”、“收编”心态来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让社会组织付出丧失独立性的代价。 
    政府购买服务这么好的事情，千万不要成为新的腐败温床！务必建立严格的规则，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真正做到惠而不费。在一个地方，政府部门往往各自出击，多头进行服务招标，有必要建立统一的信息披露公共平台，以提高效率和透明度。

    之四、彩票公益，用之于民
    最近五年，我国彩票销量年增长速度均在18%以上。据财政部公布，今年中央彩票公益金收入预算数为468.36亿元。彩票公益金收入，中央和地方是按5:5比例分配的。那么，政府掌握的彩票公益金将近千亿，多于或与慈善捐赠持平。
    根据国务院《彩票管理条例》，彩票公益金专项用于社会福利等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目前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占60%，其余用于残疾人、教育、文化、红十字事业、社会福利、体育事业、农村医疗救助、法律援助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自2007年以来，深圳、上海相继探索用彩票公益金购买社工岗位等社会组织服务，各地政府纷纷仿效，用彩票公益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全世界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博彩业，支持公益事业也是博彩业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道德依据。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博彩业由政府监管、市场运作不同，我国彩票发行由政府直接操盘，在监管和效率方面均值得商榷。彩票公益金的使用在安排社会保险基金之外，需要更加科学合理，公开透明。根据我国国情，应建立彩票事业助力公益慈善、增进社会福利的基本社会观念，在彩票公益金安排上加大对民间公益的支持力度，彰显用之于民的主旨。香港马会做了大量公益事业，在港人眼中就是一家慈善机构，可资内地借鉴。

    之五、民非破局，吸万亿金
    教育、医疗和养老机构占到全部民非的七成以上，投资几乎都来自私人。依照现行法律法规，“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让民非无法吸引和扩大投资；“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令一些私人投资者不得不打擦边球变相分红；民非财产不能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使得一些欲扩大服务规模的民非不得不去借高利贷；不能办分支机构，意味着即便你做出了品牌，也无法进行市场化扩张；实际上享受不到免税待遇，恰恰是制度本身让民非难以自证非营利之“清白”。
    民非制度改革在温州有了破冰之举。2012年温州出台“公益新政”，对登记为民非的民办学校、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明确出资财产属于出资人所有，一定条件下可以转让、继承、赠与，并允许出资人取得一定的合理回报。实行改革一年多，民办教育、医疗、养老累计引进社会投资达145亿元。用温州的145亿简单乘以285个地级市，得出数字是4万多亿。民非制度改革激发万亿投资绝非虚妄之想。
    温州玩的就是改革的正宗套路—敢于突破旧制度的框框，此举得到了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的首肯。最近，浙江省养老服务新政出台，又给民非增加了土地出让、抵押融资等新的改革内容。有理由相信，此举将使浙江省成为中国养老产业的投资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