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傍晚，经历了一场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的洗刷后，北京暂时告别了闷热。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门口的台阶上，崔永元铺了两块纸壳，与《公益时报》记者一起席地而坐。话题自然不能离开5天前刚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成立的“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作为北京首家无主管单位登记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未来它将致力于口述历史史料收集、乡村教育支持和文化交流方向的社会公益。小崔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注册的过程非常顺利。
“我们去了北京市民政局，告诉他们我们想成立个基金会。见面后，办了两件事：一是告诉他我们做了什么事，二是告诉他我们用什么方式做。我们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做，就想向公众传递现代的公益慈善理念，这点北京民政局特别赞同，于是一拍即合。”小崔说的随意自然，而过程也确实一路畅通。
这一点，从北京市永源基金会秘书长李国武告诉记者的时间段就足以证明。2月申报注册，5月理事会筹备会，6月25日批准材料到手。4个月的时间就拿到了地方公募的资质，小崔自己也知道，借了政策利好的光。
让基金会成为试验田
或许就是太顺利了，顺利的让人们甚至忽略了这是一家和壹基金一样，由个人发起成立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只是小崔没像李连杰那样，历经曲折几经磨难才终得正果。
为什么要做公募基金会？
“很多人说口述历史是你的私人乐趣。我不觉得这是私人乐趣，也并不觉得这个跟大家没关系，这是民族的记录。而且口述历史也不是我发明的，美国、日本、台湾、新加坡、南非都在做，它是一个民族的遗产，当然应该所有人都帮忙。”崔永元说。
口述历史已经做了11年，这期间小崔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努力，包括找到一些朋友，让他们来支持。小崔说，当我们成立公募基金会后，也能让更多人知道口述历史是怎么一回事，知道它对社会的价值，愿意为它贡献点什么。
“我们传统的公益慈善理念都是救灾救贫这些，其实公益慈善理念范畴非常大，如果说抗震救灾是救急，我觉得口述历史这件事相当急，那些非常重要的历史亲历者，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我们当中消失。他们不光是自己离去，还带走了这一代民族的个体记忆，我们的口号都叫——和时间赛跑。”
了解小崔的人都知道，早在2007年他就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设立了崔永元公益基金，彼时，他还没有成立基金会的想法。当慢慢开始了解中国慈善的许多情况后，小崔发现，有的时候会做不得不做的事。比如有时你不在某方面妥协，就拿不到这笔钱，稍微妥协就拿到钱。小崔的想法是，“我就不违规、就不犯法、就不打擦边球、就不要你这笔钱，我看看能出什么事。”
“我想做这种尝试，也许会撞得头破血流，真的，这结果说不好。也许两年三年撞得发现，哎呀，还得按照社会规则来，但我现在没有这种顾虑。我觉得堂堂正正办基金会，就跟堂堂正正做人一样，有时候就凭一个家教就够了。更重要现在还有这么多规章制度，除了跟你相关部门的监督，你的理事监事的监督，网民的监督，第三方监督，这么多监督，你还有什么可怕的。我甚至觉得在我们试验的过程中，试验出有些不是我们的事，是规则法律的事，那我们会推动规则的改变，说你这个不对，我们实际操作了，不行。”他说。
团队与公益人格
成立了自己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后，人才也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崔永元告诉《公益时报》记者，经过理事会的同意，基金会定了七个专职工作人员的编制，已有两名，目前向社会公开招聘五个人，分别负责财会、宣传和项目（口述历史、乡村教育）。
在崔永元的心中，做职业公益人，就从薪水开始。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不仅拿工资，还要拿体面的工资，什么是体面的工资，超过目前社会上中产阶级的工资，就用这个当职业。“然后你就不会那么矫情了，这是你的职业，你必须把它干好，不用有什么崇高感，用职业的标准要求自己就行了。”
崔永元说：“我们付的报酬还行，一个岗位十几万（年薪）。我们的会计也好当，如实记录就行了，不用做假账。只认规则不认人，不管是理事长还是秘书长下达命令，只要觉得违反了会计规则你可以不听，我们这会计应该挺好当的。”
有经验者优先，但是希望他们有公益人格。“社会学上来讲，有的人就愿意帮助别人，有这份心，有的人冷漠，管好自己就得了。我希望我的团队都是有公益人格的，随手帮助别人自己都没在意，没意识到是种帮助，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把公益慈善做成紧俏项目
有人说现在的公益慈善形势不好，不好做。小崔有自己的分析：首先，做公益慈善需要政策的配合，拿企业捐赠来说，免税的政策不到位，并没有得到那么多的好处，企业捐款就不是特踊跃。第二，公益慈善组织的工作中确实有失误，比如账目开支问题。还有，就是教育普及问题，比如管理费，这个简直就是个糊涂账，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手续费是非常的高，但他非常高是因为他是在阳光底下晒账，公众都知道它的去向，尽管高但大家不至于怎样。我们的公益慈善组织拿的不高，但不透明，大家就怀疑你。
2012年，崔永元公益基金把第六届乡村教师培训的账目在网上晒了，一个是现金支出33万多，每一笔都可以查到。而项目的整个价值是220万，小崔说，我们用33万做220万的事，这是我们用六年做到的。
“第一年用100万做100万的事，第二年也是，我们越做就越觉得傻大黑粗，这不就是转移吗，从这弄来钱放在那。我们能做的精细点吗，第五届的时候我就和国武商量，我们可以把社会资源动员起来，为什么所有都要花钱呢，去故宫能不能不要钱，去国家大剧院能不能打对折，快餐能不能免费吃呢，这都算你们的帮助啊。于是2011年开始也是30多万，我们做到100多万的价值。我和国武很高兴，我就跟他说明年咱们15万做100万的事，后年就做到不花钱，把社会资源全动员起来做公益慈善。”
结果第六届的时候，小崔改主意了，因为他认为他们做到也没什么光彩的，因为他们是职业的，天天研究公益慈善，能做到不新鲜。那么，能不能让志愿者做呢，如果志愿者把它做成了就非常了不起。于是，他们在上海找了个商人，他曾跟小崔一块参加过“长征”（崔永元另一公益项目），很有商业经营的经验。崔永元基金决定，由这位上海商人来做乡村教师培训主任，来做总负责人。然后又找了6个孩子（北京四中和十一学校的孩子）当副主任。
“由他们来承办乡村教师培训项目，我们来做幕后推手，有困难时候伸一把手，他们也做到了30多万干了200多万的事。还有‘家庭日’，就是每个家庭可以领个教师回家跟你过一天，这些家庭全是走后门，不走后门根本拿不到这个教师，火爆到这个程度。我们的几十个志愿者是从600多人中竞聘出来的，竞聘不上的都流眼泪都哭。我就觉得把一个公益慈善项目做成一个紧俏项目，变成了饥饿营销的时候，真是其乐无穷。”崔永元说。